聖惠姐：風有形狀，只是很輕

我很喜歡聖惠姐。峨冷・魯魯安，安聖惠。她常穿一襲米色的風，戴著陽光可以穿透的洞洞帽。她一說話，率真的性格像吐出一朵會旅行的雲，話跟著山風晃一晃，就飄到你面前。

《Alinging 4號》用鋁線、鈴鐺、花環和空間一起說話。她談起魯凱族女性穿上傳統服飾時，自然會出現的一種身體姿態：衣飾有重量，銀飾會響，身體因此挺拔、端正，腳步也有了節奏。作品裡那些輕柔的線條和細小的聲響，便像把身體記憶留在空氣裡。

她把作品安置在兒童會所的屋頂附近，讓它被樹和山包著。太開闊的地方，作品反而會消失；在這裡，它剛好介於看得見與看不清之間。風吹時微微動，鈴鐺偶爾響一下。我很喜歡這種分寸：作品沒有大聲喚你來看，可是你一旦看見了，就會忍不住多站一會兒。

峨冷長年以漂流木、植物纖維、編織、雕塑與大型裝置思考身體、土地與記憶。若只把她的作品讀成「漂亮的原住民裝置」，會錯過其中很重要的一層：那些纏繞，也在處理歷史如何纏在人身上，而人又如何用手，一點一點把關係重新編回來。

古勒勒：把回不去的家，先放到天空

排灣族藝術家達比烏蘭・古勒勒說話有一種俐落的節奏，大概和他曾經十年軍旅生涯有些關係。可是他的作品偏偏很會飛。

《天空的部落》從織布鳥的巢出發。古勒勒小時候注意到鳥把葉片、茅草撕成細條，再一條一條編織，最後在半空做出一個家。他把那個巢轉成自己的部落想像：一個個形體懸在空中，像蛹，也像裝著記憶的小錦囊。

他說，以前部落的生活裡有幫工，有彼此搭把手的日常。後來資本化、工作型態和生活節奏改變，那些關係慢慢淡了。《天空的部落》因此有一點鄉愁，也有點懷舊。他讓巢飛在半空，彷彿允許自己暫時變成一隻鳥，回到那個遠在屏東的家。

獵人學校樟樹上張掛的幾枚大小不一的蛹——天空的部落，古勒勒說，這可以成為大家的家。這或許就是撒可努大哥一直做的事：讓山保持一點粗糙、一點需要共同勞動的空間。家如果太像展示間，人就不敢把鞋子脫掉了。

古勒勒長期從部落出發，又不願被單一的「族群風格」框住；他從木雕走到金屬、廢棄機械與複合媒材，在剛硬材料裡做出流動的線條。

阿水哥：木頭有年輪，人也有

阿水哥陳正瑞跟我說得最久。每次見到他，我都覺得能在他的身上看到木頭的年輪。他站在作品旁邊，手一摸上木材，那些漂流木、櫸木、金屬，立刻從「媒材」回到一段一段生活。

這次作品叫《森・聲・生》。森林的森，聲音的聲，生命的生。他用一塊收藏二十多年的木頭作為主體，又讓金屬反射周遭的光。木頭可以敲，風來時也會彼此碰撞。鼕、鼕。那聲音很沉，像一把縮小了的山谷。

水哥說，森林是生活的根，也是文化的材料庫。木頭可以取暖、蓋屋、雕刻；山林裡工作的人會唱歌，聲音在谷地對答；而生命最早的聲音，其實還在母體裡，是心跳，是呼吸。這樣說來，《森・聲・生》並不是三個漂亮的同音字，而是他把幾十年的生活折進三個字裡。

後來他談起更久的夢。他想把技藝教給年輕人，想做一座木雕村，讓作品、故事、工作坊都留在部落。他一面說，一面也坦白那份挫折：一雙手的知識，如果沒有人接，最後要放到哪裡？

天黑晚飯過後，他忽然說要回去了。趁夜還沒有深，要騎摩托車乘涼回家。我忍不住笑。很像阿水哥——前一分鐘還在談文化傳承的大命題，下一分鐘已經跨上車，把秋風穿在身上。

Taua 與 Rahera：先問一棵樹，可不可以

大溪地的 Léonard Tauapaohu——大家叫他 Taua——和妻子 Rahera Naore，像從另一座島的椰影裡走出來。這已經是他們第三次來臺東。孩子 Alinging 也一起來了；那個名字又和獵人學校、和聖惠姐的作品，在山裡形成另一種有趣的回聲。

Taua 換上傳統服飾，頭飾與身上的植物纖維讓人很難把「衣服」只理解成遮蔽身體的東西。他談樹皮布時，最打動我的反而不是咚咚作響捶打樹皮的工法，而是製作之前的那一句：要和樹說話，要取得允許。

我聽見這句話，立刻想到蘭嶼。很多島嶼文化裡，自然材料從來不是一座沒有人住的倉庫。你取木、取纖維、出海、造舟，前面都有需要起自一段關係。人使用自然，也被自然規訓。那份規訓未必寫成一條一條的法，往往是一句禁忌、一個儀式、一個長輩看你的眼神。

Taua 在訪談裡說，樹皮布陪伴人的出生、婚姻與死亡。他也特別強調，教學生做 tapa，真正想給的並非一張做好的布，而是時間、愛與心。太平洋各地的樹皮布名稱與技法不同，長期作為服飾、禮物、儀式物件與生命禮俗的一部分。

更有意思的是構樹。植物遺傳研究顯示，遠大洋洲常見的構樹型別與臺灣南部具有清楚的譜系連結，成為追索南島史前移動的一條「植物路徑」。所以當 Taua 在臺東搗下一槌又一槌，那聲音確實容易讓人產生一種跨越時間的想像：植物、技藝與人一起勞作，一起遷徙，一起旅行，也能在一張樹皮上重逢。

Taua 慷慨地說，大溪地人的祖先並非起於法國，而是「來自臺灣」。這句話可以理解為一種文化認同與關係性的表述；南島擴散的細節仍由遺傳、語言、考古等不同學科持續修正，但臺灣在南島語族擴散史中的重要位置，已有多種證據支持。

Pangrok Sulap：把版畫從牆上放回人群

沙巴藝術家 Rizo Leong 的訪談很溫暖。他與妻子第一次來臺灣，走了藝術家工作室與社區，注意到臺灣工藝與地方生活之間的關係。他談竹、藤、森林資源，也談食物、海魚、音樂。最讓我記得的一句，是他說自己因此感到「很 rooted」，像重新在土地裡長出根。

這也很符合 Pangrok Sulap 一貫的工作方式。這個團體在沙巴成形，「Pangrok」來自 punk rock 的在地讀音，「Sulap」則是農人休息的小屋。他們把 DIY 精神、木刻版畫、音樂、社區行動混在一起，常透過大型版畫說農村、森林、環境、教育與地方社會的故事；作品的製作本身也刻意讓居民加入。

所以那天下午的踩印不僅是大家的腳步、歌聲、熱鬧的「共舞」而已。它背後有一個很清楚的藝術觀：作者的位置可以鬆開，讓更多人的身體進入作品。當大家踩在布上，重量讓墨色壓下去，也把「我在這裡」留下來。

論壇：南島如果是一個動詞

下午後段的小論壇，慢慢把作品背後的問題拉了出來。撒可努大哥再一次說起獵人學校的定位：教育優先，不把這裡變成一個消費文化的觀光點。臺東縣政府文化處南島小組的巴干隊長談政府應該搭平臺、退到後面，讓認同、脈絡、參與慢慢發生；大地藝術節的策展人淑倫談長期駐村與回訪，不要做一場活動就散；潘小雪老師則把「南島」拉回一個長期累積的美學與知識概念，談它如何連到海洋、移動、解殖與古老知識的復振。

我尤其喜歡「南島是一組動詞」這個說法。名詞容易讓人以為南島是一塊已經畫好邊界的地圖；動詞則提示我們，它一直在移動：拜訪、回訪、交換、共食、學習、爭論、結婚、生孩子、唱歌、做一張版畫、送出一百公尺的樹皮布。文化在這些行動裡，才有了連續的動作，方才具有溫度。

文化理論裡常說「關係性」（relationality）：一個人、一件作品、一種文化的意義，藏在和他者、土地、歷史建立的關係之中。昨日的新香蘭部落，讓這個抽象的詞忽然很容易理解。作品一點都不孤單，它旁邊總有人在翻譯、煮飯、搬東西、唱歌、照顧孩子。獵人學校的孩子在跑，狗也偶爾穿過去，還有不嫌晚的月圓，也悄悄亮起了燈。理論如果不能容納這些生活的小巧思、小麻煩，大概也太乾淨了。

月亮升起來之後

天色暗下來，獵人學校的夥伴各自肩負起迎賓、收拾、招呼的工作。撒可努大哥像總領導，但他真正厲害之處，也許是讓很多人都覺得自己也是主人，可以自在地在各個角落發揮作用。

他的女兒穿上樹皮衣服，在山裡走動。安妮穿上花裙，跳起大溪地舞；她與丈夫 John 多年前到大溪地遇見 Hinano 媽媽，被她的舞姿打動，回臺灣後竟真的拜師學藝。這種事情很像安妮：喜歡，就去學；學了，就認真跳。赤腳踩在石子上，我光看都覺得痛，她仍笑得燦爛。撒可努嫂嫂與女兒們也一起唱、一起舞。夏威夷來的曉瑩也從普悠瑪部落來支援，為大家安妥妥地翻譯；一個一個總在獵人學校南島客廳行動準時出現的夥伴，各具姿態，各有美麗與帥氣。

後來音樂真的響起來了。沙巴的歌、大溪地的歌、臺灣的聲音接在一起。有人唱〈Orang Kampung〉，有人唱給月亮的歌。那時中秋圓月從樹影後方升起，太平洋的月光海銀閃閃的，安靜得像另一張還沒有印完的版畫，柔柔亮亮。

我坐在新香蘭的山丘，忽然有點小小的明白，藝術駐村真正留下的東西，往往很難全部搬進美術館。作品當然重要；可是有人因此交了一個朋友，有人第一次知道另一座島也和樹說話，有學生突然理解原住民文學可以放進世界文學。這些都沒有標價，也很難做成績效表，卻會在往後很多年裡，悄悄改變我們怎麼理解世界。

月亮越升越高。大概又太晚了。

藝術家們還在聊。

我心裡想：果然是一群傻子。

我也是。幸好。